安溪文庙对安溪社会的深远影响
安溪，古清溪，文庙位于县城东南隅，背踞凤山，前有笔峰拱峙，素称“秀甲东南”、“名冠八闽”之誉。文庙是崇祀孔子的地方，古时庙学合一。千年的安溪文庙成为安溪文事高度成就的象征，起到稳定安溪社会的作用。安溪文庙倡导施行孔孟之道的礼教、风俗的道德规范准则，是建立族权为中心的社会基层统治的思想基础；是传播文化、兴学育才的阵地。安溪文庙推动安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这对当代取其精华，加以借鉴仍有深远的意义。
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孔子，出生在春秋末期鲁国陬邑昌平乡，即今山东省曲阜市境内。孔子一生勤奋好学，面对春秋战国动荡的社会现实，结合自己对社会的观察认识，学习总结前代历史文化遗产，创立了自己的思想学说，提出了自己的社会理想，并以创办私学(私塾)打破“学在官府”的传统，以“诲人不倦”的精神招收弟子讲学，周游列国，传播文化，培育人才，全面推动社会发展进步。
孔子的思想学说，以“仁”为核心，以“礼”为行为规范，以“中庸”为思想方法。孔子提出的社会原则和社会理想包括丰富的多层次的内涵：即维护以君、臣、父、子为核心的宗法等级制度，又强调各等级之间应该互相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尤其是倡导一种从天子到庶民，从治世到修身都应当具有以“仁”、“德”、“忠”、“恕”为中心的道德精神。这使孔子的思想学说成为明显的政治伦理道德化，伦理道德政治化的体系特色。
孔子的思想学说在战国时代，虽被尊为“显学”，但只是一派学说。直至汉代，经过总结秦朝灭亡的经验教训和对百家各派的选择，汉武帝采纳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才被确立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从此，孔子思想和儒家在历时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时代里，始终占支配统治地位。历代帝王相承为尊崇孔子加封赠谥。汉平帝始封孔子为“褒成宣尼公”，到元武宗升为“大成至圣文宣王”，至清初康熙帝推崇为“万世师表”。孔子的弟子及重要传人也受到加封沾溉。
孔子逝世后，起初是以宅为庙，“藏孔子衣冠琴车书”。汉代改变宅庙为官设的庙堂。至唐太宗下诏令兖州建阙里孔子庙，使曲阜的孔庙规模扩大，规格升高；又在京城和全国各郡、州府、县皆为孔子立庙。安溪文庙应运而立，始建于北宋咸平四年(1001年)，自始建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其间经迁建、重建、重修、增建，达三十多次。现存建筑，为康熙年间重建。解放后修建二次，雄伟壮观的安溪文庙更焕发出“名冠八闽”的千年古庙英姿。
封建社会由家庭、家族、民族结合组成国家。社会要稳定，国家要长治久安，实施孔子思想和儒家学说为社会奠定思想基础，把“事君以忠”，“事亲以孝”，“友于兄弟”，“交友以信”等儒家道德伦理作为社会道德规范的信条，让忠孝节义的观念普及到包括文盲在内的所有百姓中去，广泛深入儒学教育，社会形成“崇尚信义，笃好儒术，礼让成俗”的风气，并以《乡约》规定的信条，把百姓的高尚的道德品质，用儒教三纲五常表现出来，督促施行。如：
明嘉靖《乡约》
明嘉靖六年(1527年)，知县黄怿申明圣谕及仿蓝田吕氏、古灵陈氏作乡约一篇，颁示居民。读约法，首读圣谕曰：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莫作非为。
次读《蓝田吕氏乡约》：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
次又读古灵陈氏词教曰：为吾民者，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夫妇有恩，男女有别，子弟有学，乡闾有礼。贫穷患难亲戚相救，婚姻死丧邻保相助。无堕农业，无作盗贼，无学赌博，无好争讼，无以恶凌善，无以富吞贫。行者让路，耕者让畔，斑白者不负载于道路。则为礼义之俗矣。
终读本县禁约曰：一禁火葬，二禁赌博，三禁教唆词讼，四禁捐献田地，五禁男女混杂，六禁僧道娶妻，七禁私开炉冶，八禁盗宰耕牛，九禁伪造假银，十禁般演杂剧，十一禁社保受状，十二禁教读乡谈，十三禁元宵观灯，十四禁端午竞渡。(《安溪县志》)
从安溪县明嘉靖《乡约》中可见孔子思想扎根到社会最基层，影响的深远不言而喻。
孔子思想及儒学各派共同维护家长制道德，最突出的是“孝”。宋代朱子学派更强调父母对子女要严而不可溺爱，子女则要百般顺从父兄家训而不可违。学童从小要在私塾中接授以《四书》、《五经》等经书为主及《百家姓》、《琼林》、《千字文》的教育，后还增加讲习婚冠丧祭礼仪。妇女要学会唱《十二更鼓》、《孟姜女送寒衣》、《雪梅孝子》及《孟母教子》等歌曲和故事。孔子思想轻视妇女，规定妇女必须恪守“三从”(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亡从子)、“四德”(女人要做到：德言、德行、德工、德容)，给妇女带上较为沉重的枷锁。安溪社会历代各姓编修的族谱都得到充分的体现。谱中先倡导：“继承先祖勤劳勇敢和坚强刚毅精神”；“重诗书，讲道义，倡节俭，兴公益的好风尚”；“孝顺父母，悌友兄弟，抚老爱幼，和睦乡里”；“德业相勤，过失相关，礼俗相交，患难相恤的美德”。以此激励和教训世代裔孙上邦国光，下建家园，各安生理，莫作非为。族谱中又制定族规惩罚违反道德行为准则之人，在社会中树立族权为基层中心的统治地位，以维护社会的稳定。至今“以孝传家，家和万事成”仍成为生活中哲理名言。
历代君主为使孔子思想的仁、义、礼、智、信深入社会尽人皆知而制定《封典》，大力表彰忠臣义夫节妇孝子顺孙，惩罚不忠不孝之人，使孔子的思想成为唯一正统思想。《封典》中规定五品官员以上用“封”，五品官员以下用“勅”。从安溪社会各姓的肇基祖宇和族谱中常见的有：用“封赐”、“封赠”、“赠谥”、“追封”、“勅赐”、“勅封”表彰一批鞠躬尽瘁，立身朝堂，浴血疆场的文臣武将为忠勇孝子；用立牌坊和挂匾额表彰一批遵守礼教的典范人物；用御笔题写对联、匾额表彰一批隐行潜修，儒术成家，资赠朝廷公益，捐赈有功等于国于民创殊勋的风范人物；用“文魁”、“武魁”、“解元”、“状元”、“榜眼”、“探花”、“进士”等文武职官都在祖宇内大厅堂上悬挂匾额，外树旌旗。妇女可随夫职官授“诰命”和“勅命”(一品曰夫人，二品亦夫人，三品曰叔人，四品曰恭人，五品曰宜人，六品曰安人，七品曰孺人)。职官的父母可赐同级官阶。
安溪社会如开先县令詹敦仁及子詹 王非，为国家统一，因劝陈洪进纳土归宋，漳泉两郡百姓免遭战乱之苦，卒后宋廷度宗皇帝赐庙号“灵惠”，封敦仁为靖惠侯，追封詹王非为靖贞侯。宋代为安溪置县后第一个进士张读，选入朝编修，任王府直讲，为养亲请任泉州通判、知兴化军，因“孝子”、“忠臣”、“理学名臣”，卒后追赠尚书。明代著名御史、刑部左侍郎詹仰庇，因“忠君爱国”、“刚直无私”、“除奸为民”，卒后追赠刑部尚书，并赐祭葬。明嘉靖治《尚书》专家林鸿儒，著述言合于道，追勅“忠孝博士”，御书一匾。明嘉靖间，历官至浙江温州同知黄钏，因抗击倭寇壮烈，卒后朝廷按其功绩，追赠黄钏为浙江参议。著名慈善家李森，乐义好施多惠政，因献谷赈饥和弭平邓茂七军的事迹，清圣祖御笔赐“急公尚义”匾额。清军务总兵官、荣禄大夫林孺，因平叛吴三桂有功，收抚和镇守台湾功绩卓著，卒后圣祖赐祭葬，子承袭世职。清军务总兵官李日火呈编性理诸书进呈，圣祖御书“方重淳深”褒奖。清辅宰李光地，因治国功勋卓著，理学名家，卒后清圣祖赐谥文贞，并赐全祭葬。雍正元年赠太子大傅。清著名经学家李光坡，圣祖御书“道通月窟天根里，人在清泉白石间”对联赐他。清詹事府詹事(辅宰太子)、著名的历算学家陈万策，分修经典，圣祖旨授“钦定诗经汇纂”等书。清福建水师提督林建猷，因进剿海上武装集团，保一方平安，赐“永清”立匾。清广西新宁知府唐桂生，因守边为政清勤，政绩卓著，圣祖赐其全套仪仗荣归故里。清道光间，历任潮粮分府钦加潮州同知，因其外抗敌军侵扰，内治不法奸商，清廷特钦赐“绩著韩江”一匾，卒后特钦赐“克襄王事”一匾。清道光间，举人凌翰，任漳州府学政，因孝行及绩惠于民，道光帝御书“恩荣”石匾勅赐。等等。
封建时代，安溪社会上大力宣传孔孟之道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和“夫贵妻荣”，“子贵父荣”，“嗣贵族荣”。以此代代相继，代代相传，历朝历代都出现一批又一批的忠臣孝子，志士仁人。可见孔子的思想和儒家学说深入到家喻户晓，尽人皆知。
孔子创办私学，打破“学在官府”的传统，被推崇为“万世师表”。安溪置县前，廖俨、詹敦仁先后任小溪场场长，带来中原文化进行布施教化，促进民智开发。五代后周显德二年(955年)，詹令置县，社会乡间就有私塾存在，宋咸平四年(1001年)，县城建县学，设学官，摄理学政，安溪乡社始设学田、学地、学山和学租，作为办学经费。宋元明清朝代，县城兴办儒学、义学、书院，社会乡间大办社学，安溪18里就兴办社学36所。“素业诗书”成为社会乡间的风尚。
詹令《初建清溪县记》中曰：“地华人质，业儒者寡……曰教之，令固不敢不勉，而从令之教，尔邑之人，当相交劝勉，以副令之愿望。”詹令所言并非是文化不发达，而是说读书的人还少，他要负起教育的责任，造就更多的读书人，促进文化更发达。《旧志》记载：“唐初不著，入五代则詹令君开山，与名贤周太朴，刘子真莫逆哺咏，文运渐辟。”
安溪文庙兴建后，安溪社会教化随之昌发。宋直讲张读撰《重修文庙颂》中曰：“夫子之道，两曜二仪”。宋曹修睦《建学表》记载安溪社会“素业诗书”。至明正德尚宝少卿晋江李源作《安溪县志》原序载：“其他(安溪)舟车所通，贸迁化居，不以山溪之限，民乐耕纺，才俊警尚意气。”到明嘉靖邑人太常寺卿李懋桧作《安溪县志》原序记载：“人物鹊起，科甲蝉联，文运骎骎盛矣。”清康熙十二年泉州知府王者都作《安溪县志》原序记载：“仁贤君子，接踵如林”。
安溪社会从五代的“文运渐辟”到“素业诗书”、“科甲蝉联”、“仁贤君子，接踵如林”。这足以说明安溪文庙对安溪社会文事的兴盛起到独特的重大作用。然而，南宋的朱熹和清代的李光地对安溪文化的传播，人才的培育作出了重大贡献。
安溪县从宋代至清光绪三年，全县已知有进士97人(其中武进士4人)，举人343人(其中武举人68人)。他们中有宰辅、尚书、布政使、巡抚、都察院御史、侍郎、提督、总兵等一大批文臣武将，有的成为全国著名的政治家、理学家、军事家、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等，他们对安溪的政治、经济、贸易、交通、文化、教育都起到启迪和奠基的作用。青史记载他们“功垂八闽，名动九州”和为国为民的功勋和业绩，激励后辈更加奋发努力。
安溪社会素有“重礼教、崇信义、守勤俭、勇进取”的淳朴民风，一切民间节规、礼仪多循泉俗。宋《本志》载：“安溪，泉支邑也。土沃人醇，俗尚朴野。”宋太守王十朋《止讼文》称安溪民风为“民淳讼简，素称易治。”又在《丧祭图经》中记载：“人好佛事，重婚姻。”“儒者安于田里，以漂泊为病；仕者守其途辙，以奔竞为羞。”这是宋代《郡志》记载安溪百姓“荷畚执筐，各安职业”良好风尚。明隆庆戊辰《郡志》记载安溪社会“土沃人醇、素号易治。西北多山岭，民附谷以居，甲乙相失，无复聚落。风气柔而不悍，事有忿辄争，获伸即止，故民无远逮之狱。”“冠昏之仪，多循泉俗。衣履习尚，亦随而变。桑柘少植，唯种木绵。女工织纴，冬绵夏葛。洋田种二季，高田植糯稻。依山之户，垒石而耕。人少出赘，贫者不为僧。”“尚知重礼教，崇信义。”“庶可革薄从忠，冀见太古之遗。”这就清清楚楚记述安溪百姓的衣、食、住、行和婚丧喜庆的礼仪以及和睦乡里的高尚民风。民风的淳朴乃是来自以“礼”为行为的规范。至今相传成俗的优良传统应加以继承，陋习当加以废除而树立新风。
安溪文庙崇祀孔子，孔子思想和儒家学说对封建时代的安溪社会的百姓从生到死都受到深远的影响。
早在1938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就提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新中国建立后，学术界开始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孔子思想和儒家学说进行研究，积极探讨儒家的伦理思想、道德精神与现代文明的关系，研究儒家学说在现代经济管理中的作用，研究以德治国的战略思想，把孔子思想和儒家学说的精华融入时代的精神，必将以崭新的面貌展现在世人面前，使孔子思想真正成为人类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天下的唯一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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